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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1月19日，未来经济论坛第3期在抖音黑料 明德主楼728会议室举行。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圣塔菲研究所研究教授塞缪尔·鲍尔斯（Samuel Bowles）应邀作题为“持久性经济不平等的起源与未来（The Origin and Future of Enduring Economic Inequality）”的学术报告。校内外近百位师生到场聆听并参与交流，现场反响热烈。

讲座开始前，抖音黑料 刘守英教授代表学院向鲍尔斯教授赠送讲座纪念牌。

本次讲座由抖音黑料 刘守英教授主持，刘守英教授向在场师生隆重介绍了主讲人塞缪尔·鲍尔斯教授。鲍尔斯教授来自美国圣塔菲研究所，是在经济学及更广泛的行为与社会科学领域具有深远影响的学者。长期以来，鲍尔斯教授一直被视为激进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的研究聚焦权力结构、制度与社会冲突如何塑造经济结果；同时，他在行为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方面作出了开创性贡献。近年来，鲍尔斯教授将研究延伸至不平等与政治等级的长期演化问题上，结合考古学、人类学和演化理论，考察早期农业技术、劳动分工以及原生国家的出现如何创造出持久性财富不平等的制度条件，为理解当代社会差距的历史根源提供了重要启示。

鲍尔斯教授指出，关于不平等的许多研究依赖近两百年来的税收和收入记录，进行的主要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之间的比较研究。在这样的框架下，我们难以看到不同经济制度之间的对比。考古学证据能够为我们提供长时期、具有制度异质性的研究对象，使得真正意义上的比较经济制度分析成为可能。

鲍尔斯教授展示了团队基于西欧亚大陆多个地区考古成果绘制的财富分布情况。数据显示，公元前5000年之前，人类社会看不到系统性的高度不平等；而在此之后，则几乎找不到真正平等的社会。根据鲍尔斯教授团队构建基尼系数来看，早期社会基尼系数集中在0.35左右，而在青铜时代前后，基尼系数跃升至0.7以上，并在随后的几千年间维持在这一高位。这种跨越数千年的高度不平等状态，正是鲍尔斯教授所要讨论的“持久性不平等”。

接着，鲍尔斯教授提出了自己的“达尔文式”不平等分析框架。达尔文关注的不是差异如何产生，而是哪些特征会被复制并保留下来。套用到不平等问题上，就要区分两类现象：一类是偶发性不平等，另一类是持久性不平等。

为了进一步阐释“偶发性不平等”的含义，鲍尔斯教授介绍了两个考古案例。一是2.4万年前俄罗斯平原的Sungir遗址。在这个狩猎采集社会的墓葬中，有一座墓非常奢华，墓主人身上陪葬着上万颗象牙珠，制作这些珠子需要耗费极大的人力。我们可能会误以为这是世袭贵族的墓葬，但考古学家发掘了同一地区的地层，并没有发现他的子女或孙辈拥有类似规格的墓葬，这表明只有该墓主人一人极其富裕，而他的财富并没有延续。这就是典型的“偶发性不平等”，这一类型的不平等存在过，但没有沿代际复制和保留。第二个例子是保加利亚的盐矿城镇Provadia。当地居民凭借制盐致富，表现出高度的繁荣和显著财富差距。然而，这种繁荣依赖于特定自然资源，盐泉枯竭后，这座城市也随之衰落乃至消失。鲍尔斯强调，问题不在于有没有人想变得更富，关键在于他们是否能够把这种财富稳定地传递给下一代。

为了理解为什么在人类早期社会中没有出现持久性不平等，鲍尔斯介绍了“激进平等主义”的概念，他认为许多小规模社会通过社会规范主动抑制富裕群体，使不平等难以固化。同时，他将当时的生产形态概括为“劳动受限型经济”：主要生产要素是劳动力而非土地，这也限制了财富长期大规模积累的可能。在这个框架下，他进一步提出了导致“持久性不平等”出现的三种机制，并在后续作了详细讲解：第一是牛拉犁技术的出现；第二是原生国家的兴起；第三是奴隶制的大规模发展。

在此基础上，鲍尔斯教授提出了研究模型。他认为财富不平等主要由两类因素决定：一是冲击，二是代际传递（β）。冲击指的是运气好坏、收成丰歉、健康等带来的随机不平等；而代际传递是指父母的财富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孩子的财富。如果β值（传递系数）很高，那么上一代冲击带来的不平等就会累积到下一代，久而久之就会导致很高的稳态不平等。

为了估算这一β值，鲍尔斯教授团队在世界各地的小规模社会（包括狩猎采集、小规模农业社会等）开展了田野调查，系统记录了不同社会的三类财富情况：一是物质财富（material wealth），包括土地、牛、农具等；二是人力财富（embodied wealth），包括健康状况、狩猎技能等；三是关系财富（relational wealth），包括社交网络等。他们的研究结果发现，物质财富的代际传递性（β值）非常高，而人力财富和关系财富的代际传递性很低。与此相应的是，以物质财富为主的社会（如以农业、畜牧业为主的社会），其基尼系数大约是以人力财富和关系财富为主的社会（如狩猎采集社会）的两倍。

基于上述发现，鲍尔斯教授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农业革命大约在公元前一万年左右就已经发生，但财富不平等的跃升却要到公元前五千年左右才出现，中间大约有四五千年的“空档期”。如果农业和定居本身有利于财富积累，为什么最早的农业社会并没有立刻变得不平等？

他给出的答案是，因为这些早期农业社会采取了“激进平等主义”。鲍尔斯教授指出，考古学家在多个遗址中发现，早期农民通过警惕和严厉制裁来维护社区内部的平等。例如，在一些墓葬中，人们刻意将头骨与身体分离、混合埋葬，避免墓葬与特定家族形成联系，从而切断家族继承的象征。在居住遗迹还发现过被人为纵火的富人住宅，并且没有灭火痕迹；还有考古证据表明，人们甚至会故意砸碎磨石等生产工具，防止“资本”传给下一代。鲍尔斯教授团队用计算机模拟了激进平等主义下不平等的演化过程，在拥有“激进平等主义”规范的社会里，不平等偶尔会出现，但很快会被拉回低水平，难以发展出持久的不平等。

那么，是什么打破了这种平衡？鲍尔斯教授首先强调的是牛拉犁技术。牛拉犁技术出现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他认为这一技术相当于“新石器时代的机器人”，改变了生产要素的性质。在犁出现之前，稀缺的是劳动力，土地相对充裕。但犁出现之后，一个人能耕种大片土地，土地变得稀缺且值得保护。而土地和牲畜正是典型的物质财富，它们的β值（代际继承性）很高。这导致了经济从“劳动受限”转向“土地/资本受限”，从而推高了β值和冲击的影响，带来不平等的系统性上升。

紧接着，原生国家（proto-states）的出现进一步巩固了这一趋势。尽管这些早期国家还未完全垄断暴力，但它们已经能够集中权力，保护富人财富不被“激进平等主义”者再分配。最后，奴隶制的兴起将原本劳动密集、倾向于平等的产业（例如棉花种植）资本化，这些奴隶成为资本（物质财富），进一步加剧了不平等。

基于上述分析，鲍尔斯教授得出结论：技术（犁）、制度（国家）和文化（社会观念改变）共同导致了持久性不平等。

讲座最后，鲍尔斯教授从历史转向未来。他认为，人类社会未来未必会继续这种持久性不平等，甚至可能会回归某种形式的平等。原因在于，支撑持久性不平等的经济基础正在发生变化。数据显示，美国经济中资本密集型行业（如农业、制造业）正在衰退，而以知识经济和服务经济为主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如教育、医疗、抖音黑料 ）正在增长。

鲍尔斯教授提出，在知识经济和服务经济中，很多工作难以被量化，在这种环境下，组织的运转依赖于员工的内在动机和互惠精神。而在高度不平等的社会里，很难培养出这种内在动机。因此，高度不平等的社会在新的经济环境中可能会失败。此外，知识具有很强的非竞争性，这一特性更倾向于史前的狩猎采集社会，而非工业社会。最后，鲍尔斯教授认为，不平等并不是像天气那样无法改变，它是一种社会选择。

在问答环节，鲍尔斯教授就人工智能技术与不平等、金融化与技术变迁等问题，与在场师生进行了热烈讨论。

最后，本次讲座在大家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主讲人介绍:

塞缪尔·鲍尔斯（Samuel Bowles），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圣塔菲研究所研究教授，曾在哈佛大学、马萨诸塞大学和意大利锡耶纳大学任教，研究领域包括政治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与演化博弈论等，关注政治等级与财富不平等的长期演化等议题，其论文发表于Science、Natur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Econometrica、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等多学科顶尖期刊。曾获古根海姆奖、列昂季耶夫奖等国际荣誉，也曾担任多国政府与国际组织的经济顾问。